資料來源:南方日報
作者:朱紫強趙雨笙
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浮出水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又添新動能。
近日,廣東省委、省政府印發《廣東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若干措施》。其中“點名”廣東五大都市圈——科學制定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發展規劃。
其中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都在珠三角。相比傳統的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都市圈劃分,三大都市圈不僅名稱、範圍、目標都迎來全新升級,也迎來推進城鄉融合、區域協調發展的全新機遇。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的命名,更有對標東京都市圈、紐約都市圈的意味。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史育龍表示,以廣州和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核心城市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勢必不斷增強,推動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與周邊城市協同發展。
進入都市圈時代,“大廣州”“大深圳”有望如大東京、大紐約等都市圈一樣逐步實現同城、融城。
三大都市圈各有不同
去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布《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都市圈”的培育上升到國家層面。此次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納入規劃,呼應了國家培育都市圈的發展理念,凸顯廣州、深圳在區域發展格局中的核心引擎作用進一步強化。
可以發現,過去的經濟圈時代,更多側重產業和經濟合作。都市圈則強調的是交通基礎設施、產業、民生、生態環保等各個方面的同城化。更有將原有經濟圈上升為“都市圈”的深義,預示區域協同發展有望進入新階段。
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胡剛認為,如果以北上廣三座城市中心為圓心畫圓,延伸2000平方公里面積,北京、上海仍在中心城市範疇,而廣州都市圈已經囊括了佛山市中心。廣州都市圈是一個特殊形式的存在。廣佛都是GDP總量過萬億元的城市,廣州都市圈將成為全球都市圈發展的一種新範式。
深圳都市圈不再局限於“深莞惠”,而是進一步將河源、汕尾納入“勢力範圍”,GDP佔廣東的40%左右,2019年末常住人口為3290.39萬,經濟總量42746億元,放在全國乃至全球,都不容小覷。
根據國家發改委的定義,都市圈是城市群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範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這種規劃之下,核心城市的輻射能力、帶動能力更強,與周邊城市在軌道交通、通信網絡、戶籍管理、教育醫療資源分佈等方面統一規劃將更加高效,區域協調發展的力度更大。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雖然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心城市,但產業一體化程度高,相比國內武漢等都市圈,人口、經濟密度更大。胡剛認為,珠江口西岸都市圈靠近國際化程度較高、與葡語國家存在廣泛聯繫的澳門,如果能發揮澳門作用,珠江西岸都市圈能夠得到更多關注,發展更值得期待。
區域一體化再度升級
都市圈全新規劃,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全新升級。
深圳都市圈含深圳、東莞、惠州、河源、汕尾5座城市。深圳、東莞、惠州位於珠三角,汕尾、河源在粵東地區。
根據廣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18-2035年),將圍繞廣州與周邊城市融合發展,共建廣州大都市圈,推進廣佛肇清雲韶經濟圈合作發展。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沒有沿用“珠中江都市圈”這一傳統概念,粵西陽江、陽春等城市有被納入可能,協調發展的作用更強。而珠中江陽都市圈的概念更被坊間熱議已久。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屬於體量相近城市組成的都市圈發展模式。與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相比,珠江口西岸缺少核心城市,需利用好與海外聯繫更廣的特點,更加註重從頂層制度設計和政策協調方面促進都市圈內城市抱團發展。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馬曉河接受采訪時表示,在編制都市圈發展細則時,更應強調該區域特色產業以及與周邊都市圈的融合協調,當區域內多個都市圈展現聯動發展的共振效應時,協同發展便成為都市圈自身邁向更高質量發展的進一步選擇。
在都市圈“變大”的過程中,原本城市邊緣地區,都市圈價值將凸顯。例如深圳龍崗區,在深圳都市圈框架內,將成為深圳都市圈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的工業樞紐。深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表示,在深圳“東進戰略”之下,建設深圳都市圈內城市可以互通有無,形成城市協同發展效應。
南方城市智庫發現,非珠三角城市也可以藉助都市圈規劃,實現中心城市的品牌賦能,形成新的招商號召力。2018年12月16日,深汕特別合作區正式揭牌。按照深圳全面主導、汕尾積極配合的原則,推動深圳人口、資金、技術向汕尾流動,2019年深汕特別合作區GDP增長23.0%,增速在深圳各區居首。
從全省經濟發展格局來看,粵東與粵西都屬於沿海地區,仍有較大發展潛力。三大新都市圈的規劃,可以說是對“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展新格局的全新演繹。
形成大灣區和粵東西北城市交叉地帶
日前,博鰲亞洲論壇發布的《亞洲經濟展望與一體化進程2020報告》預測,亞洲經濟在世界佔比今年將首超50%,全球將迎來亞洲世紀。
從全球看,粵港澳大灣區處在亞歐大陸的東端核心區域、太平洋西岸的中間位置、亞歐經濟圈與亞太經濟圈的交會之處,絕佳的區位優勢、地緣特徵為其建設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提供了無比優越的先天條件。
要實現經濟體量佔全球一半以上的超越,亞洲需要尋找新的增量空間。作為當今全球最具經濟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的粵港澳大灣區,一舉一動都牽涉到全球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
打開珠三角經濟版圖,都市圈產業聯動比比皆是。
以明星企業華為為例,其總部在深圳,手機終端基地在東莞,電池、天線、屏幕等領域的供應商在惠州。知名車企比亞迪的總部在深圳,比亞迪電子、比亞迪電池生產基地則設在惠州大亞灣……一大批企業在深莞惠區域實現跨城佈局,這種緊密產業合作成就了廣東經濟總量最大的都市圈。
汽車企業紛紛在廣佛肇三地佈局,已形成了一條完整的汽車產業鏈。工業機器人、高端海洋工程及海上風電裝備、軌道交通裝備、通用航空等項目落地,珠江西岸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初見雛形。
從初步規劃看,三大都市圈將形成粵港澳大灣區和粵東西北城市交叉地帶。在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內廣佛、深港、珠澳極點帶動的同時,三大都市圈將統籌協調發展的觸角延伸至粵東西北,讓原來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都市圈的內涵外延發生深刻變化。有望在新都市圈內部形成產業重組和資源流動,形成更具號召力品牌標識,甚至帶來體制機制、優惠政策在都市圈內不同城市間複製,進而推動大灣區的發展。
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從《廣東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若干措施》文件名可以看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是三大都市圈必須承擔的歷史使命。
過去都市圈的發展,更加強調的是中心城市的發展。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的規劃,更多涉及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的聯動,在內涵和形式上都與原來都市圈的意義發生顯著變化。三大跨珠三角都市圈的協同聯動,將打破曾經以廣州、深圳為中心城市的單一的牽引聚集模式,更強調都市圈之間平衡性和協調性。
胡剛則認為,廣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三大新都市圈規劃,對於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有巨大推動作用。都市圈周邊城市,尤其是行政交界中心鄉村的土地資源、農產品資源、人力資源等,都可以通過中心城市的輻射實現價值再發現。
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是廣東高質量發展的最大短板。在新都市圈框架下,像汕尾和河源這樣的大都市圈城市,將優先享受到中心城市的輻射,獲得更多資源對接的機會。中心城市也可以通過都市圈的框架,對包括河流治理、生態保護、旅遊開發、產業規劃、農產品銷售等進行統籌,變“大城市病”為“大都市圈利”,進而塑造新的區域比較優勢,為大灣區增加發展新動能。
千鈞將一羽,輕重在平衡。
馬曉河認為,廣東省針對珠三角城市群適時推出三大都市圈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從更深層的結構調整看,三大都市圈實現協同發展,將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以更高水平構建市民化的社會結構,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形成龐大的以中等收入人群為主的橄欖形社會。